别忘了多巴结我
如某人的病根本治不好，干吗非得给他诊断成神经官能症，让他终生领取抚恤金呢？为何不说他是患了体质性精神变态，这样国家就不必掏钱了？威廉·尼多尔斯，“精神病学在军队的回归”，《精神病学》，9卷3期（1946年8月），页176。
个别行业的雇员颇受青睐。比如矿工，就被认为擅长“肉搏”。R.汤普森，《人在枪林》（伦敦，1946），页126。另见查尔斯查尔斯·麦凯罗上尉，“日记书信集”，1915年11月11日写的信，帝国战争博物馆藏。相反，尽管有诗人齐格弗里德·萨松的阵前嘉勇，美术家、音乐家之类是绝不可能成为英雄的。新闻简报摘自《早间顾问报》，1936年7月4日，收伦敦档案局PIN15/2503。主修英语、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较多质疑命令，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。彼得·卡斯坦以此来论述军队需要这样的人：卡斯坦，“‘职业’和‘公民’军官：军校和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军官候选人的比较”，收查尔斯·莫斯考斯（编），《舆论与军方》（贝弗利山，1971），页55。还有一些观点前后不一致。比如有人认为，农村来的兵打仗更勇猛，因为他们能吃苦，而且熟悉林中生活，如辨路、打猎等。应把他们分散到各个连队，并分派难度大的巡逻任务，这是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麦锡森中校1943年发表的观点。（澳大利亚武装部队）马瑟森中校，“丛林战笔记”，1943年2月28日，页11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。另见亨利·德齐斯，其访谈收埃里克·伯哲鲁德，《触火：南太平洋的地面战》（纽约，1996），页219。但另一方面，也有人认为城里人才是当兵的料，因为他们“不太会因现代战争的嘈杂而心绪不宁”。陆军雷考克上校，“中东的突击队训练”，1942年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。有时也有这样的论调，说最好的士兵是那种刻板、顽强型的，罗伯特·麦凯纳，《透过帐门看去》，1919年首版（伦敦，1930），页65—66及菲利普·卡普托，《战争流言》（伦敦，1977），页85。而力气、机敏、胆量、凶狠等特性是可以通过选择性交配和“对症下药”来提升的。诺里斯·霍尔，“科学与战争”，收霍尔、小泽卡赖亚·查菲、曼利·哈得孙（编），《下一场战争》（剑桥，1925），页26。厉害的士兵自有其培养的途径，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看法。熟稔战史的将官都赞同卡莱尔的著名论断，英雄在世，冥冥中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他应有敏锐的洞察力、精准的方向感和一往直前、追求真理的勇气。英国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1945年时曾这样说，“坚强半是遗传，半靠训练，我看……还是遗传更重要些”。陆军战地元帅韦弗尔伯爵，“好兵”，《泰晤士报周日刊》，1945年8月19日，后收其《好兵》（伦敦，1948），页43。下面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些想法，信是前线打仗的哥哥写给同处战壕的弟弟的：
